那个扭动的孩子

——我们遗忘的和我们成为的

○时雨

这是一张六十年前的照片，是父母带着我们姐弟仨一起去运城照相馆照的合影。

一九六四年重阳节那天，我出生在学校。当时，父亲是大渠联校校长，我们一家就居住在学校里。在那个年代，去照相馆照相是件隆重的大事。父母带我们去照相，一是为了留个纪念，二是为了邮寄给远在二百里外乡村里的祖父母和外祖父。为了照这张照片，父亲在周末早饭后骑着一辆自行车，大姐和二姐坐在自行车的前梁上，妈妈抱着我坐在后座上。就这样，一辆自行车驮着我们一家五口骑行了十里路，才来到运城照相馆照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一个八九个月的婴儿坐在木制高脚椅里，左手边站着一个七岁的女孩，是大姐；右手边站着一个四岁的女孩，是二姐。三个人都看着镜头。这个时期的婴儿正是刚学会坐稳、对外界充满好奇、一刻也停不下来的时候。那个男婴，就是我——那个在快门落下前，只顾着扭动玩耍、无视镜头的小家伙。

大姐说，这张照片照得可费劲了。当时，我坐在高脚椅上异常兴奋，不停地咯咯笑着，手舞足蹈地晃动着，照相师每次摆正我的坐姿，一转身，我又变了。一连反复了多次，最后，照相师在我再次扭身的刹那间，喊了一声引起我的注意，瞬间抓拍。

大姐说起当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而我，却一点也记不得。

照片里的那个婴儿是我吗？从眉眼到轮廓，从场景到亲人的确认，理性告诉我：那是你。但那个“我”不在场。我不认识那个婴儿。他像一个被交付给陌生人的替身，替我哭过、笑过、在椅子上扭来扭去，然后在我能真正记事之前，悄然退场。

我们每个人都曾是一个自己不认识的陌生人。细想这件事，有种奇异的恐怖。

然而，科学告诉了我们一部分答案。

海马体——大脑深处那个形似海马的微小结构，像一位迟到的档案管理员。当婴儿开始理解世界时，它还在施工中，神经回路尚未铺就，无法将每日湍急的感官洪流编成可检索的档案。没有它，记忆就只能像沙滩上的字，下一个浪头打来便了无痕迹。

语言也尚未到来。“父母或者大姐，给我举高高，我会害怕”——这样一个简单的叙事，需要“父母”“大姐”“举高高”“害怕”这些词各就各位，需要“我”作为主角被宠着。而在前语言期，世界是一团混沌的、流动的感觉：温暖、饥饿、光、声音、气味。它们真实无比，却无法被组织成一个可以讲述的故事。

自我意识更是尚在萌芽。“我”这个概念——那个能站在事件之外反观自身的“我”，要到三四岁才逐渐清晰。在此之前，经历在发生，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经历者”来签收它。

所以，生命之初的那三年并非被“删除”。它更像是在一间尚未接通电力的暗房里冲洗照片：显影液是有的，相纸是有的，曝光也在发生，但电路未通，成像便无从谈起。

这是整件事最迷人的地方——它们并没有真正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

心理学把记忆分为两类：一类叫“外显记忆”，是你能主动回忆并讲述的，像图书馆里编好索引的图书，你可以随时走到书架前，抽出那本“七岁生日蛋糕掉在地上”的故事书。另一类叫“内隐记忆”，它不进入意识，不参与叙事，却像地下水系一样，渗透进你人格的每一寸土壤。

婴儿期遗忘所“删除”的，仅仅是外显记忆。而那三年里所有的感觉、情绪、被对待的方式，全部以另一种密码，写进了你的身体、你的情感模式、你对世界最初的信任或不信任里。

它们以内隐记忆的形式存在。它们是：

某种突如其来的、说不清缘由的恐惧——也许与三岁前某次被独自留在黑暗中的经历有关，但你永远不会知道。

某种气味带来的、毫无来由的安心感——也许是摇篮边母亲围裙上的油烟味，早已被遗忘，却在你闻到类似气味时，忽然涌上心头。

某种在亲密关系中反复出现的模式——回避、讨好、不安全感——它们在你学会说话之前，就已经在神经回路里安了家。

我们记不得，但身体记得。

最初那三年，像一封用隐形墨水写成的信。纸面看似空白，但火焰一烤，字迹便浮现——而火焰，就是日后那些说不清缘由的恐惧、毫无来由的亲切感、某种气味带来的莫名安心。

普鲁斯特^①写过这样一件事。他把一块玛德莱娜小蛋糕浸入椴树茶中，舀起一勺送到嘴边。就在那一瞬间，一种不可名状的愉悦击中了他——仿佛某种久远的东西被唤醒。他努力回想，却一无所获。直到第二口、第三口，某种东西挣扎着浮出水面：那是贡布雷的星期天早晨，是莱奥妮姑妈卧室里的气味，是整个童年最隐秘的一角，从一杯茶里被打捞上来。

于是，他写道：“真正的天堂，是我们已经失去的天堂。”

婴儿期遗忘所带走的，或许正是我们每个人最早的、也最彻底的天堂——那个尚未有“我”的边界、与世界浑然一体的原初状态。在那里，没有过去与未来的重负，只有此刻；没有“我”与“你”的分裂，只有合一。

我们怀念它，却记不起它。我们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却不知道失去的究竟是什么。

也许遗忘是一种慈悲。更准确地说，是进化给我们的“初始设置重置”。

设想一下：如果那三年的每一个感受都完整保留——每一次疼痛、每一次恐惧、每一次无助、每一次被忽视——一个三岁的孩子将被多少无法处理的情绪压垮？更不必说，如果海马体过早成熟、记忆过早固化，大脑的可塑性将从何而来？婴儿要在三年内学会辨认面孔、掌握语言、理解物理世界的因果、建立情感依恋，这些任务的完成，恰恰依赖于大脑的高度可塑。记忆是稳定的朋友，而可塑性需要遗忘。

遗忘，是为了腾出空间给我们成长。那三年的空白，不是人生这本书上被撕去的三页，而是（更准确地说）“序言写在正文之后”。我们先是活着，然后才学会讲述；先是成为，然后才学会记得。

但我依然在想，那张照片里扭来扭去的孩子。

大姐说，我在椅子上扭来扭去、不肯坐好，照相师反复摆正我，一回头我就又变了。那是一个八九个月的婴儿对“被固定”的本能反抗。我还没有“坐好”这个概念，我的身体属于流动、属于此刻、属于下一次扭动。照相师要的是“定格”，而我的生命状态是“流动”。最后他抓拍的那一瞬，我刚好扭过头——那是一个被偶然截取的瞬间，不是我“摆好”的样子，而是我“本来”的样子。

大姐记得这一切。她记得照相师怎么哄我，记得我怎样一次次扭开，记得最后那一声喊。这些记忆在她那里，鲜活如昨，已经存了六十年。而我，故事的主角，一无所知。

这让我想到一件事：我的记忆，不只存在于我的大脑里。

大姐的记忆，就是我的记忆的延伸。她记得的，我记不得。大姐的讲述、家庭的照片、亲人的回忆——它们是“外挂”的记忆硬盘，替我保存着那些我无法保存的。通过她们，我可以在意识层面重新建构起关于童年的“知识”：我知道自己八九个月时在照相馆里扭来扭去，我知道照相师最后抓拍了我转头的瞬间。但这是一种“知道”，不是一种“记得”。我获得了关于那个时刻的信息，却从未获得那个时刻本身的记忆。

那么，这样就够了吗？也许，这就是人类记忆的另一种奇迹：我们不仅通过自己的大脑记忆，也通过爱我们的人的记忆而存在。 那些我遗忘的，被大姐记着。那些大姐遗忘的，或许被母亲记着。那些所有人遗忘的，就以更隐秘的方式，藏在我们的身体里。

我们总以为记忆是线性的：出生，记事，成长，衰老。但也许真相是：记忆更像一座建筑，有明亮的地上部分，也有幽暗的地下室。那三年，是地基。它看不见，但整座建筑立在其上。

我们终其一生，都在用后来的记忆，为那三年的空白写注释。我们以为自己是在回忆，其实是在考古——用零散的线索，拼凑一个永远无法完整复原的遗址。

但这样，也许就够了。

那个在照相馆椅子上扭来扭去、不肯坐好的孩子，他不需要我记得他。他只要我，活出他来不及活出的那部分。

最后，回到那张照片。

六十年过去了。照片里的三个人，如今都已步入老年。大姐七岁，二姐四岁，我不到一岁。我们被定格在一个已经消失的时空里，背景是照相馆的布景，脚下是冰冷的地板，面前是那位不知名的照相师。

那个八九个月的孩子，正在扭头。他的身体还在动。他甚至不知道有一张照片正在诞生。

而六十年后的我，坐在这里安静地写这些文字。我想象着那个中午，照相馆里的光线，父母在一旁的微笑，大姐和二姐的耐心，照相师的无奈和最后那一声喊。我无法回忆，但我可以想象。而这份想象，这份由亲人的讲述和一张照片共同搭建的“知识”，已经成了我与那个孩子之间唯一的桥。

桥的这一头是我，桥的那一头是他。

我走不过去。但是他，以某种方式，走了过来。他走过来，便成为了我。他扭动过的身体，成了我此刻的骨骼。他兴奋过的神经，成了我此刻的情绪底色。他被抓拍的那个瞬间——那个扭头、尚未安定、来不及摆好的瞬间——

它不仅是一张照片的生动写照，更是一种生命的姿态。我们每个人在历史的快门按下前，都在本能地扭动。最终被定格的那一瞬，成了我们一生的隐喻。

我来过。我扭动过。我被遗忘，但我从未消失。

我们遗忘的，最终成为了我们。

——2024年10月13日·北京      

【注释】

①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法国作家，代表作《追忆似水年华》（七卷本），被誉为20世纪意识流文学的巅峰之作。

【简评】

这篇文化随笔最动人之处，在于它完成了一次从“一张照片”到“生命哲学”的优雅跃升。

在那个物质匮乏、交通不便的年代，骑十里路去照相是一件很“奢侈”的事。父亲平时工作忙，特意选在周末，足见这张合影在父亲心中的分量，以及他对这个家庭的珍视。

文章以六十年前一张姐弟三人的合影为起点，以一个“被遗忘的自我”为切口，层层递进，追问记忆的本质、自我的起源，以及遗忘背后的慈悲。作者没有停留在科普层面，而是以科学的“暗房”为跳板，纵身跃入文学与哲学的深水区——海马体的发育、语言的门槛、自我意识的萌芽，这些冷峻的神经科学概念，在作者笔下化为“迟到的档案管理员”“尚未接通电力的暗房”，精准而不失温度。

“我们记不得，但身体记得”这一核心论断，将全文的立意锚定在“内隐记忆”之上。普鲁斯特的玛德莱娜小蛋糕不再只是文学掌故，而成为“身体记忆”的绝妙佐证。最终，“我们遗忘的，最终成为了我们”这一收束，既是对开篇之问的回答，也是对整篇随笔哲学高度的确认。

文章在结构上呈现出精密的回环之美：开篇是“我不认识照片里的孩子”，结尾是“桥的这一头是我，桥的那一头是他”。从父母周末带着姐弟仨照的合影，到六十年后一人执笔回望，首尾相衔，情感的半径从照片中三人扩展到整个人类的记忆命运。

细节描写方面，也颇具特色。比如：“那个在快门落下前，只顾着扭动玩耍、无视镜头的小家伙”一句，“无视镜头”这四个字，堪称神来之笔。那不是害羞，不是躲闪，而是一个一岁孩子对成人世界“看这里，笑一个”的规则，霸道的、彻底的、天然的、无意识的漠视。这正是那个“在椅子上扭来扭去、不肯坐好”的孩子，最传神的灵魂写照。

尤为可贵的是，全文语言既有学术随笔的准确，又有散文的绵密与节奏。“它像一封用隐形墨水写成的信”——这个比喻贯穿始终，既解释了内隐记忆的隐秘性，又暗合了中国古典文论中“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审美理想。而在“我”与“他”之间，在记忆与遗忘之间，在“知识”与“记得”之间，作者始终保持着一种温柔的、不急于下结论的追问姿态，这份从容，正是好文章的气质。

（本稿编辑：王溪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