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持中的包容与边界

——深刻反思“日本学校”在华现象

○时雨

文化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国界如山，自有其不可逾越的尊严。

                                  ——题记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上世纪八十年代，国门初开，外资如春风般涌入，其中日资企业以其敏锐的嗅觉，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的重要参与者。为解决这些外籍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一些地方政府做出了特批，允许建立专门面向日籍人员子女的学校。这一决策，在当时是务实而富有远见的——既彰显了中国对外开放的诚意，也为外资企业提供了稳定的发展环境，促进了地方经济的腾飞。

然而，历史的智慧总需要不断被重新审视。当这些日本学校在中国土地上悄然落地生根，尤其是集中于一线城市和苏州等经济发达地区时，一种复杂的文化心理悄然滋生。学校的围墙，不仅是一种物理存在，更成了一种文化象征——高墙之内，是完全日式的教育体系、管理方式和价值观念；高墙之外，是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传统。这种空间上的区隔，逐渐演变为心理上的隔阂。

上海某日本学校门口“非校内人员不许靠近”的警示语，配以日本籍安保人员的严肃守卫，这一幕触动了国人记忆深处某些敏感的神经。人们不禁联想起近代史上那些刻骨铭心的时刻，想起上海外滩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屈辱牌示。这种联想或许不完全恰当——时代已然变迁，中国早已不是百年前的中国——但它却揭示了一个根本问题：当外国文化机构以封闭性姿态存在于我们的国土之上时，这种存在方式是否符合相互尊重、平等交流的基本原则？

文化的包容与自持，始终是一对需要微妙平衡的矛盾体。中华文明五千年，向来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自许。唐代的长安，曾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国际都市；明代的郑和下西洋，展现了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包容智慧。今天，我们同样欢迎各国友人在中国学习、工作和生活，他们的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受到中国法律的保护。但这种包容，不应是无原则、无底线的。

教育，从来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文化认同与价值观念的塑造。在中国土地上设立的外国学校，其教学内容、管理方式必须符合中国的法律法规，尊重中国的文化传统，这是国家主权的必然要求，也是国际交往的基本准则。完全的封闭性管理，隔绝与当地社会的正常交流，这种“国中之国”的模式，不仅不利于外籍学生真正了解中国，也容易滋生误解与隔阂。

需要明确的是，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这些学校是否存在——在全球化的今天，跨国人员的流动带来子女教育需求是必然的——而在于它们以何种方式存在。文化自信的中国，既不需要盲目排外，也不应放任任何形式的“文化飞地”。真正健康的跨文化教育机构，应当是在遵守中国法律、尊重中国文化的前提下，成为文化交流的桥梁而非壁垒。

在这方面，中国政府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管理制度。所有在华外籍人员子女学校都必须依法办学，接受中国教育主管部门的监管。它们的课程设置虽然可以保持本国特色，但必须包含一定比例的中国语言文化课程，增进学生对中国社会的了解。这种制度设计，既保障了外籍人员子女受教育的权利，又确保了教育内容不会与中国法律法规和社会价值观相冲突。

然而，制度的规定与现实的执行之间，往往存在需要不断弥合的差距。近年来公众对日本学校的关注，正反映出这种差距的存在。它提醒我们，在对外开放的道路上，需要更加精细化的管理和更加深入的文化理解。监管部门应当加强对这些学校的日常监督，确保其办学行为完全合规；同时，也应鼓励这些学校适度开放，与当地社区建立良性互动，让教育真正成为促进理解的桥梁而非加深隔阂的高墙。

面对全球化时代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中国有足够的文化自信和制度智慧来处理这类问题。我们既不会重蹈闭关锁国的历史覆辙，也不会放弃文化主体性的基本原则。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与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之间，中国正在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平衡之路。

回望历史，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绵延五千年不绝，正是因为它懂得在坚守核心价值的同时，以开放的姿态吸收各种文明的精华。今天，站在民族复兴的历史节点上，我们更应当以自信、从容的心态面对各种外来文化现象。对于日本学校这类跨文化教育机构，我们应当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推动其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积极平台，而不是任由其成为文化隔阂的象征。

文化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国界如山，自有其不可逾越的尊严。在这个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如何在开放与自持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是所有文明都必须面对的永恒命题。对于正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而言，这既是一种挑战，更是展现东方智慧的历史机遇。

——2026年1月5日星期日

【简评】

《文化自持中的包容与边界》一文，以理性而富有历史纵深的笔触，剖析了在华日本学校这一独特文化现象背后的复杂张力。文章没有停留在情绪化的质疑，而是将其置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与全球化文化互动的宏观框架中审视，体现出一种成熟的问题意识。

作者敏锐地指出，问题的本质并非学校的存在本身，而是其 “存在的方式”。高度封闭的管理模式与排他性姿态，使其在物理与文化双重意义上构成了“国中之国”，这既触碰了民族历史记忆的敏感神经，也违背了文化间相互尊重、平等交流的基本原则。文章将这一具体现象，提升到“文化包容的边界”这一普遍命题的探讨——真正的自信并非无原则的接纳，而是在开放中坚守文化主体性与国家尊严的底线。

尤为可贵的是，文章在揭示矛盾的同时，避免了狭隘的排外倾向，始终强调“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推动其成为文化交流的积极平台”。这种建设性的态度，既符合大国风范，也为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关键在于通过精细化监管与引导，将潜在的“文化飞地”转化为促进理解的“透明桥梁”。

此文不仅是对特定现象的反思，更是在全球化时代对中国如何构建健康、平等、自信的跨文化共处智慧的一次深刻叩问。它提示我们，文化的生命力正在于这种持续进行的、在自持与包容之间的动态平衡。

                                                             （本稿编辑：王溪田）